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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睡不好，晚上经常做梦梦见这本书。”在北大出版社与北大文学讲习所联合举办的一场讲座上，作家李洱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许子东《重读鲁迅》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觉醒者与彷徨客——鲁迅笔下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主题讲座。

鲁迅笔下的狂人、孔乙己、涓生、吕纬甫等形象，至今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它们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也照见了我们自身的困惑与追问。

许子东《重读鲁迅》

在这场讲座中，许子东、黄子平、李洱带领听众重返鲁迅的文本现场，深度解析鲁迅如何以笔为炬，照亮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彷徨。

以下内容节选自本场讲座的精彩讨论，这不仅是对鲁迅意义的再发现，更是一次关于个体与时代、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重读鲁迅”

回到问题现场

重读鲁迅，发现五四运动被遮蔽的重要方面

黄子平：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子东兄的这本《重读鲁迅》……他突出了很多新意，很多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有非常厉害的这种阅读的眼光。

我们了解鲁迅从哪里读起，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鲁迅，所以子东兄从《坟》开始读，头两篇一个叫做《我之节烈观》，另外一篇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两篇涉及的就是伦理学，从这两篇入手就切入了一个我们后来对五四运动的理解里边被遮蔽的重要方面，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当时还有一位女性叫做穆姑娘——道德女士，后来就不提了，但是当时五四的口号里边推翻旧道德、建设新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鲁迅从周树人变成鲁迅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北大完成的

李洱：鲁迅最重要的著作是在北大完成的，是在北大教书期间出版的《呐喊》《彷徨》，包括他的《坟》，包括他的《伤逝》，也是在北大写的……鲁迅的创作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北大，按照许老师这个说法，是鲁迅从周树人变成鲁迅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北大完成的。所以今天许老师的《重读鲁迅》，把鲁迅重新带到他的创作、他的生活的北大，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鲁迅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

我觉得许老师是一支笔写鲁迅，《重读鲁迅》，一支笔在对照着我们的现实，这两支笔经常合在一起，最后写的是许老师读鲁迅。许老师读鲁迅也读关于现实的部分，不断跟现实照应……鲁迅是一个常读常新的，而且仿佛还生活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想起来耶鲁的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他说整个西方文学史、文化史可以分为莎士比亚之前和莎士比亚之后。……鲁迅我认为也是这样，在鲁迅之前跟鲁迅之后，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了，鲁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看不到的自己身上的东西。鲁迅也让我们时常有回乡之感，因为鲁迅的卫庄和S城就是我们的故乡，因为我们身上永远住着个阿Q……

鲁迅写文章有两个触动力，第一个是为国家，第二个为自己

许子东：……鲁迅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有两个触动力：第一个是为国家，第二个是为自己。为国家《我之节烈观》讲得很清楚，他说当时有对国家的发展各种说法，但其中一个就是要以德治国。鲁迅就讲道德就是贞节牌坊。所以他讲贞节牌坊的事情，是在讲怎么建国，怎么治理国家的一个大问题。但第二个原因很简单，大家一想就明白，有朱安在。所以我后来概括鲁迅是一个生在传统中的反传统的人……

青年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左图摄于1903年，鲁迅是于1906年夏天，受命回乡与朱安成婚，时年25岁。

鲁迅最好的一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为什么这篇文章写得这么好呢？他们去游行的时候，是叫了许广平的。鲁迅当时就说，不要去游行了，我叫你抄的文章都没抄好，许广平就不去了。晚上就听到消息，刘和珍去世了，看到的是她的尸体，要不是鲁迅当天早上拦住许广平，许广平变就变成了刘和珍了，这不就是自己的事情吗？整个这一大段的都是鲁迅在写自己。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的跟年轻的朋友说什么情况下写作。我说第一为国家，第二为自己，次序可以颠倒。第三，不能写，第四，你还一定要写。有这四条你就写，你没得后悔。

官、士、民

现代中国文学的三角关系

五四以来文学中 “官” 形象的缺席

黄子平：我们通常习惯的是把鲁迅放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知识分子是和民众或者农民形象这两个系列里去讨论。但是子东兄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元组”，加进了“官”，士民之间有“官”，所以他的讨论就别开生面。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觉醒？他看见什么事情而觉醒等等，他为什么彷徨？为什么发现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权力在里面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是闰土对着主人公说老爷，当然我后来才搞明白，这也不是对他特别的称呼。凡是读秀才的人就叫老爷，老百姓这是有义务的。凡是做官的叫大老爷，这个是必定要这么称呼的。但是就是这一句“老爷”，画出了100年中国文学的至少前30年是这么一个轨道。我是一直强调说有三种：官员、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三者的关系是贯穿百年中国文学的。如果说有这三者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鲁迅对于晚清的不同。

五四后的现代文学里，官的形象特别少，这是个很明显的现象。你数得出来的，也就是“华威先生”这种官僚主义者，还有 “康大叔”“孙侦探”这种权力爪牙，像模像样写官员的作品几乎没有——茅盾早期写过一点，后来《腐蚀》里有涉及，但跟农民、知识分子形象的数量比，差太远了。

一名晚清政府官员

可你看晚清不是这样，《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些谴责小说，核心就是写官，骂官场腐败；延安以后的当代文学也不是这样，从《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到《平凡的世界》，官员形象又成了主要角色。

为什么五四期间“官”会缺席？我猜有几个原因：一是民国的审查制度比清朝严，严肃文学不敢直接写官；二是“政权下沉”——以前“皇权不下县”，基层靠乡绅、祠堂管，民国后政权往下伸，我们这些作家就觉得不能只反“官本位”，得更深入地挖“国民性”；三是通俗文学比如鸳鸯蝴蝶派会写官，但严肃文学侧重启蒙，就绕开了。

鲁迅对权力的批判，不是简单分 “清官”“贪官”。鲁迅写国民性，不是把“民”当单纯的“好人”。

鲁迅对权力的批判，不是简单分 “清官”“贪官”。《狂人日记》里，鲁迅写“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四句话太妙了，把“官”和“绅”并在一起，打破了以前“士农工商”的老分类，告诉你压迫不是只有官员，乡绅和官员是一伙的，都是欺负民众的。

《狂人日记》原件，《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鲁迅写国民性，最突破的一点是不把“民”当单纯的“好人”。晚清小说里的民众都是受害者，现在的文学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可以坏，知识分子可以随便写，可老百姓必须是善良的。以前现代小说总用士、民二元结构，写知识分子启蒙民众，可加进官之后，结构就不一样了。官、士、民的三元结构，能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权力关系，小说的批判也更透彻。

知识分子的迷惘

五种类型

物质的长衫能脱，可精神的长衫，也就是知识分子该有的责任，能不能脱？

许子东：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有五种典型形象，第一种是狂人。狂人的特点是敢怀疑“大家都信的事”，别人觉得对的，他偏说不对，还敢说出来。我每次都要问课堂上的同学，你们有谁觉得自己是“狂人”？比如怀疑买房的意义——香港的房子那么小，要花一辈子的钱，可大家都觉得“必须买”，狂人就敢说 “这没道理”；还有怀疑婚姻、怀疑爱情，都是狂人会做的事。

图：颜铁良作

第二种是狂人病好后。狂人病一好，就去“候补做官”了，这是知识分子被权力驯化的样子—— 觉醒过，可最后还是妥协，进了体制。

第三种是《祝福》里的“我”。这种知识分子最大的困惑是“启蒙无力”——明知祥林嫂可怜，却不知道怎么帮她，她问“人死了能不能见面”，“我”说“说不清”，其实是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能，心里满是歉疚。

第四种是孔乙己。孔乙己的问题是“生态和心态不搭”——穿着长衫（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却过着底层的日子。有人说孔乙己的时代过了，可现在毕业生不愿脱 “长衫”，普通人关心国家大事却改不了自己的处境，不还是孔乙己吗？我常想，物质的长衫能脱，可精神的长衫 —— 也就是知识分子该有的责任，能不能脱？这是个大问题。

程十发《孔乙己》插图

第五种是长衫人物。阿Q进去，长衫人物吆喝说不要跪，阿Q虽然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鄙夷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狂人” 与 “孔乙己”都不好当

许子东：现在的“狂人” 不好当，一是共识太强大，比如“有钱就是成功”“结婚才幸福”，你说不对，别人会觉得你是异类；二是不敢说，怕得罪人，怕被攻击。我在香港的课堂上问学生，有没有人怀疑高房价，半天没人说话，最后才有人小声说 “觉得不值”，这就是现在“狂人” 的处境。

而“孔乙己”的新困境，是“长衫”的纠结。现在每年一千多万毕业生找工作，大家说“要脱长衫”，意思是放下精英执念，找普通工作。可精神上的“长衫”呢？比如知识分子该关心社会、帮别人，这种责任要不要留？我年轻时在江西插队，认识个五七干部，他是大专老师，在农村跟蚊子斗，却还跟我们讲黑格尔、康德，这就是精神长衫。

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择出去过

李洱：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择出去过。这是他跟很多中国作家的差别，鲁迅一直把自己放在里边，所以鲁迅他就是孔乙己，鲁迅他就是吕纬甫，吕纬甫相当于是遇见鲁迅，这个思考我们会发现跟博尔赫斯所说的博尔赫斯遇见博尔赫斯一样的。

东西古今之间

鲁迅的知识与视野

鲁迅是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问题

李洱：晚清之前的所有小说考虑的都是古今问题，都是往后看的，谴责的是礼崩乐坏，这个礼是周礼。从鲁迅开始，中国作家开始谈古今，也谈东西的问题，他是在一个更复杂的、更多元的维度上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包括对原有的知识体系的彻底的怀疑，这样一种怀疑涉及到对鲁迅他自己的创作，包括从题目到语言的重新调整。

鲁迅跟一般的乡土作家不一样，中国所有的乡土作家都是在内部看问题，只有鲁迅他是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问题。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包括祥林嫂死后的这些问题，我相信鲁迅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考虑的也包含东西方文化对死后看法的一些不同。

《觉醒年代》剧照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是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鲁迅提前比我们更提前，比我们早走一步进入了鲁迅的时代，而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处在鲁迅的时代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鲁迅。

国民性，是现代所有地方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黄子平：有一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质疑改造国民性这个概念，当然非常有道理的。“国民性”这个概念提出，其实是从日本人开始接触西方文明之后提出来的，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日本人对国民性的思考。

1903年拍摄于东京，右二为鲁迅

而这个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思考，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是所有地方的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因为他碰到了完全跟自己不一样的民族，他需要认识我们的这个民族的特点或特性是什么，跟别人比较比较，当然有优胜的地方，有不如的地方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其实只是面临一个被灭掉的危险，所以这是非常迫切的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题。

所谓提出改造国民性仅仅因为他是从传教士那本书传过来，就觉得他是受了别人的蛊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肤浅的判断，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后面那么严峻的一个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

Arthur Henderson Smith《中国人的气质》

许子东：我其实也注意到他们把鲁迅说成这叫“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很晚萨义德提出来的，就是说是一些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而东方国家又把这个偏见接过来，自己来形容自己。比方说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国人野蛮或者怯懦等等。

那个人其实是用美国现在最新的理论，你要讲下去，他也不是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而是用美国现在最新的强调权力斗争，在福柯的理论的引导下，强调民族斗争之间的话语的力量，从那样的一个角度去批评鲁迅。

离开了西学东鉴的整个历史背景，鲁迅是有片面的地方。但是有批评都没关系，鲁迅有那么多赞扬，有点批评有什么？我觉得对鲁迅批评还有很多，比方鲁迅对武术不重视，他认为侠客是一个民族怯懦的象征。鲁迅对梅兰芳也不喜欢，他研究中国人这个男人喜欢男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对中药是坚决反对的。

我个人对鲁迅最明显的一个看法就是他记仇，他跟谁有过一点什么事情以后，他就老记仇。顾颉刚他们说《小说史略》有抄的嫌疑，他这个“正人君子”他就一直讲。我是华东师大出来的，施蛰存是我的老师，施蛰存冤枉得很，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他讲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误。他只是让人看庄子，就被人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把施先生搞得后来半辈子就研究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就不谈了。所以都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鲁迅的缺点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价值也是更明显的。